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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面我们用公开的、大家可以查询到的材料对高饶事件作了一次相对完整的描述。不能说表述有多成功，但基本还原了历史的事实。但个别读者的留言确实令人啼笑皆非，他似乎要推翻当年所有历史事件的定性，动不动就是阴谋论，怀疑一切。我们承认，有些历史事件的定论确实存在偏颇、存在问题。但这不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理由。我们要准确把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存在的三种可能性。一是站在当时历史环境下，处理方式是没有问题的，只不过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，值得商榷。比如1980年代某歌手在南京演出时，晚餐后与一离婚少妇发生关系，经人举报后获刑。我们现在当然会感到判重了，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根据法规条文，他确实伤风败俗，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，坐几年牢是没有异议的。二是因为当年的历史条件和环境，对某件事、某个人的结论出现明显偏差或不公。比如革命先驱瞿秋白，因为写了《多余的话》，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被认为是“叛徒”。但事实上该文并没有任何投敌或变节的内容，只是如实写出自己内心的纠结与彷徨。瞿秋白面对敌人的枪口，表现得从容不迫、大义凛然，完全无愧于一名革命者的称号。三是当年事实就很清楚，处理程序很正式，处理结果很公平。这也是多数历史事件的处理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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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我们不能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及当时的结论一概不认，要是这样，就掉进了历史虚无的陷阱！作了这么多铺垫，我们转入正题，再来谈谈高饶事件。从中央的角度讲，五马进京的原因很清楚：一是六大地区的中心局已经很好地完成了历史使命，已经到了需要撤销或改变的时间点了。二是中央领导力量需要补强。三是打破原来有些固化的局面，五马进京发挥鲶鱼效应，更好地促进我们更好地推进工作。为配合好中央布局，当事人进京后只需要按照部署，认真完成赋予的工作任务就好了。高的能力是强的，而且敢打敢冲，工作局面很快打开，当时能将政务院所属的8个经济部门专门划出来归口于高统一管理，就已经说明了中央，尤其是主席对高的认可。以高的能力、资历以及年龄而言，他当时在政治上的发展优势非常明显，可以说，只要他踏踏实实把中央赋予的任务完成好就妥妥的了。放眼未来，一切皆有可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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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也认为高在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后在东北，甚至到北京后，确实在工作上做出很大的贡献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确实违反了组织纪律和领导干部的有关规定。仔细梳理下来有这么几条：一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检讨材料来看，高和饶在私下接触过几次，并且讲过：少奇有个圈圈，周恩来有个圈圈，我们也要搞个圈圈。这就是典型的山头主义了。二是在与部委及地方领导的工作接触中，明示或暗示对方支持自己。这就是拉选票了。这还不够，高还利用工作便利关系，专门到各地去散布谣言和拉关系。这就是1953年，主席让陈云同志去各地打招呼的起因。三是与同是高层的领导私下接触，试图形成攻守关系，比如私下找小平同志、陈云同志。甚至对陈云讲出了“你一个我一个”的话，这些均严重违反了组织纪律。至于高存在的工作作风问题、生活作风问题等，这些已经是定论了。即使这些年为他说话的秘书及后人也是予以承认的，这些应该没有异议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讲，高曾经有功劳，而且是大功劳，但功是功，过是过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当时建国不久，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，稳定发展是第一要务。这时候有人主动跳出来影响甚至是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局，绝对不可以容忍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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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，无论是官方口径还是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，中央和主席还是给高以出路的。但高最终选择一种决绝的方式来终结自己人生和政治生涯，确实令人扼腕！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凡事有果必有因。就最后结局而言，高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、真正成熟的政治家！关于饶漱石，黄花塘事件已经充分显示了他没有雅量；深夜追问主席更是表现出他多疑且动机不纯的缺点。作为饶，有什么想法和不理解的，完全可以找分管领导少奇同志进行沟通。他们是有深入交流的基础的：曾经在东北共过事，有过过命的交情；在新四军一起工作时，是少奇同志的力荐，他才得以执掌华东。他进京后，因察觉当时高层领导之间有不同意见，他选择主动疏远少奇同志，反而去和自己同时进京的高进行私下接触。这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。笔者个人赞同高和饶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过重大贡献的结论。现在陆续面世的史料也开始正本清源，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成绩。但功是功，过是过，瑕不掩瑜，我们不能顾此失彼！对于我们而言，尤其是领导干部，有益的历史教训就是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，做好本职工作，做好历史和上级赋予我们的任务！直白的说法就是要明白自己的身份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不要越雷池，不能忘乎所以，低下身段，致力耕耘，孜孜以求，这样才能春种秋收，行稳致远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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